毛泽东还根据敌情变化，多次向中央提出正确的战略性建议。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在前往湘西途中设置重兵，张网以待。中央红军已失去前往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先机。何去何从，成为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坚持要按原定计划前往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红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支持下，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人赞成，红军避免了可能陷入重围的危险。红军西进贵州占领黎平后，博古、李德却仍不愿意放弃北上湘西计划。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战略方向。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西北进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这一建议被采纳。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前往湘西的计划“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中央红军突然转向，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为红军赢得了时间。12月30日，红军进占乌江南岸的猴场等地。可是李德、博古又提出红军暂缓渡江，仍持“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从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斥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后，他的意见就很难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了。但是，长征改变了这种状况。通道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通过毛泽东的意见，猴场会议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这表明，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以来所受损失的经验教训。

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政治局常委根据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和组织调整：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为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在战争环境下，作战胜败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存亡，新的“三人团”实际上成为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党，成为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指挥下，红军一改之前“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的被动处境，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在这一连串行云流水般的行动中，红军将“走”与“打”有机结合，“走的利索，打的痛快”，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沙窝会议上确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9月12日俄界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委员，成立以毛泽东为首，包括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和王稼祥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北上。11月3日，成立了毛泽东任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936年12月7日，扩大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团主席。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更加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