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为中国历史名人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孔子登场，亮出头衔，必定秒杀众人。“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孔子”，历朝历代为表“尊孔”，在赋予其称号上煞费苦心，孔子几乎坐稳文化圈第一把交椅。

　　循循善诱的师

　　孔子，名丘，字仲尼。仲，是说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尼”是他最亲民的一个昵称。生存在春秋战国“王道既微，诸侯力政”“礼崩乐坏”时代背景下的孔子，胸怀治国理想，曾自信地表示过：如果有识之士用我治理国家，一年见效，三年事成！然而那个时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百家争鸣”，以老子、墨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人为代表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儒家思想也并非一枝独秀。政治上未能有所突破的孔子，23岁开始收徒讲学，在业内打造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门十哲”的良好口碑。因此，谈及孔子，一个最普识性的标签多半是“教育家”。他对“仁”的倡导，对“礼”的推崇，最终践行在其一代儒学宗师的职业生涯上。

　　进入孔门，学习儒家思想，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这一点，从《礼记·儒行》中孔子向鲁哀公所回答的15条儒者特征可以得见，鲁哀公在此次与孔子会谈后表示：到我死，可不敢再嘲弄儒者了！门风之严，使得孔门弟子，更是对老师有着无以复加的尊敬。

　　“孔子”和“孔夫子”是当时最常见的对孔丘的敬称。在感受了老师的渊博和智慧后，孔门弟子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沉浸在以孔子为师的自豪中，进而仰视其为“圣”。在孔子之前，“圣”并非一个高不可攀的称号。《尚书·洪范》说“睿作圣”。但在追随孔子的人们看来，老师并非简单的“聪明”而已。这一时期孔子名气的提升，要归功于有一批很给力的弟子。

　　弟子子贡评价老师“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也。”“圣人”在论语中，被推上了新的高度：不仅头脑聪慧，同时也要具备高尚的德行。《论语·子罕》中“太宰问于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八佾》又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是一种以木为舌的金属响器，用来宣布政令，后来借指教师。这也是孔子在世时便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的出处。作为“天降之师”，孔子名誉一直受到弟子的捍卫和维护。而作为孔子本人，却自谦道：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圣”号并没有给此阶段的孔子带来过多的荣耀。后来《汉书·古今人表》里，给古人划分为上中下三阶九等，“上上为圣人”，第一位是“太昊帝宓羲氏”，最后一位是“仲尼”，这一标准出来之后，才让孔子的“圣人”称号有了分量。

　　公元前500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政治作为在齐国干预下被迫中断，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14年后，年近70岁的孔子被迎回故乡鲁国尊为国老，却也并未受鲁哀公重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73岁的孔子逝世，鲁哀公在诔辞中尊称孔子为“尼父”，为其离去深感内疚，悲伤到不能自已。而“尼父”也成为孔子死后获得的首个官方敬称。

　　独领风骚的神

　　顾颉刚曾说：“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在经历了秦“焚书坑儒”的低谷后，儒家思想在汉代迎来了春天。

　　秦亡的教训让汉初统治者刻骨铭心，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用近百年的时间恢复了元气。到了汉武帝执政时期，儒学的内核也终于对上了统治者追求“大一统”的心思，找到了用武之地。孔子以礼治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尊尊”的理论给君王统治提供了很好的说辞。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对儒学的认可在汉武帝时迎来了巅峰，孔子入世的政治理想也在加工改造之下得以实现。儒家学说在西汉后的思想界独领风骚，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被推上文化界“一哥”地位，堪称完美。

　　“汉崇儒之主，莫过于武帝。”经过“君权神授”“大一统”改造的儒学为政治上的统一打下伏笔。汉武帝时，兴办太学与郡国学，建立了以儒术取士的选官制度，学习儒家经典是为官的敲门砖；研习六艺五经的弟子们在朝廷的支持下甚至可以免除赋税、徭役和兵役。有这等好事，又能学知识，谁不乐意呢？儒家队伍越来越壮大。孔子作为该“门派”的创始人，地位自然被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在汉代，孔子获得了官方赋予其最早的谥号。《汉书》记载，汉平帝时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位列头等爵位。“褒成”为国号，“宣”为谥号，“公”为爵号。“宣”在《谥法》中被解释为“圣善周闻曰宣”。此后，以“宣”字为孔子的谥号延续到之后的许多朝代。

　　为奠定孔子地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笔，便是司马迁作《史记》。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具有极高的好感度和关注度。《史记》中有200多处提及孔子，引用孔子言论近100处，还将他一介布衣与王侯将相置于同等地位，作《孔子世家》，孔子一生的丰功伟绩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更是以孔子继承人而自居，对他的推崇，毫不掩饰。孔子“至圣”称号便来自《孔子世家》中“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