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多月，“警察”二字似乎都是舆论热词。从人大硕士涉嫖猝死，到兰州警察“打屁股”事件，再到深圳警察传唤两女孩……平均几天一起的负面事件，让警察的形象在舆论场里，受到严重冲击。警察什么情况下可以查验身份证？如何安全地围观警察执法？遇到警察不规范执法怎么办？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假警察”？一个个问题在朋友圈热传，折射出的是警民双方的焦虑与不安。

为什么“坏警察”好像瞬间多了？“坏警察”显得多了，是进步还是倒退？

这首先肯定不是社会的倒退，恰恰是社会监督的环境在进步。

有监督才有曝光，有曝光，才有机会让“坏警察”显形。中国有近200万警察，每天都在执法，不规范的行为，之前就没有吗？显然不是。而近一个多月里，“坏警察”的总数，真的骤然增多吗？也未必。但舆论场上，涉警的负面新闻频频被推到前台，其实是多重因素的“合力”——

首先，从最浅显的层面讲，舆论场有集聚效应和联想效应，一段时间内被公众集中关注的某个群体，会被媒体投以更多注意力。

其次，从警察职能角度讲，他们处在社会矛盾的最前沿，是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冲突”也最为直接的群体，发生负面事件的几率更高，所承载的不满也更多。公安机关是国家授权的暴力机关，也是与公众打交道最为密切的行政部门之一，拥有相对广泛的行政执法管理权和刑事司法权，是最需要规则的。但在规则不细、警力少、压力大等多重现实之下，作为个人的警察，不规范执法，相对更容易发生；作为一种公权力符号的警察，则经常成为公众不满的直接承受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权利观念在变，社会的监督环境也在变，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让“坏警察”得到曝光。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法治意识的提高，公众从“不知维权”实现了“我要维权”的转变。

一句话：“坏警察”显得多了，其实，是舆论环境更开放、监督环境更好、老百姓法治意识更强的折射。这就是为什么，“坏警察”在舆论场上好像瞬间增多，但长安君依然能对这支队伍的整体，抱有信心。

不容回避的是，尽管“坏警察增多”这一设定并不成立，但警民互信，已然被撕开伤口。以后，警民之间还能心平气和地共处吗？长安君觉得，这并不容易，除非我们拿出杀手锏——法治。法治社会下，义务必伴随权利而来。“配合警察正当执法”，就是公民对社会治安的义务。

或许，警民关系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不重塑，无以前行。因为我们都认同，如果因为少数而否定了多数，因为“个案”而因噎废食，苦果，最终将由整个社会买单。而警民双方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中，如果能在法治的旗帜下，形成共识、形成默契、形成良性互动，就会重锻出新的警民关系。

文/瓜尔佳 王奕佳 （原载于6月21日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原标题为《“坏警察”突然显得多了，是进步还是倒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