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审美意识的某种反映，在对红色经典和文学名著的改写改编中出现了所谓“人性化处理”问题。这已不是单个现象，而是趋之者若鹜，形成了一种时尚和风气。
    我以为，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对红色经典和某些名著重新解读甚至加以改写改编，并非不合理，不可能，或完全没有必要。任何一个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本，在不同的时代必会显现出不同的价值层面，因而产生新的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再创造活动，如果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得好，能给出新的解释和新的造型，完全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审美境界。
    我国一些所谓红色经典的被重新发现，改编者日众，至少说明，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仍具有某种生命力，它们并不像某些论者简单化地扣上一顶伪现实主义或伪浪漫的帽子，就可以打入冷宫。艺术现象的兴衰往往充满了复杂性和不可预料性。在一些红色经典中，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创作，作家宣称的主题与作品实际的形象系统，错误的观念与鲜活的人物，虚假的矛盾与有血有肉的细节，以及当时的审美风尚与现在的审美趣味之间，可能会构成多重价值的内在矛盾。就拿“十七年”时期的某些名作而言，它们可能因为过分强调为政治服务而使其艺术世界显得狭窄，它们甚至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直接影响其真实性、深刻性，但是，也要看到，由于作者按当时的话说，怀抱深厚的阶级感情，拥有丰富而切实的战争生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掌握活泼的群众语言和来自生活深处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冲破观念的硬壳在今天仍具备某种魅力，仍然有人爱看，经得住时间的磨洗。所以，对红色经典也得分析，扬弃过时的东西，发现某些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按说，在今天，由于时过境迁，以描写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红色经典原本没有太多商业价值可言，可是，事物的两面性在于，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人物其实又是具有某种“潜价值资源”的，只是有待于有心人去发现。什么是“潜资源”？首先是，它们可以提供当代创作中匮乏的英雄情怀。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曾经家喻户晓，知名度极高，但他们往往是按那个年代的英雄模式创造的。于是，英雄的个性化，情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就有可能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成为卖点。这也许就是当今红色经典改编忽然成风的原因之一吧。不可否认，它的后面有庞大的市场的影子。
    我以为，根本问题在于，不少改编者把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过于轻易，看不到巨大的难度和对作家思想艺术准备的严格要求。其实，这种改编布满了难题，不亚于从事某些原创性作品。普遍的情形是理解上的失之肤浅和简单化，以为注入一点小资情调，作一点翻案文章，颠覆有的人物关系，来个大逆转，让高大的降为平庸的，坚贞的变为放荡的，刚强的变成窝囊的，就算完成了所谓人性化处理，这显然错了。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动摇原著的根本价值。有些改编者似乎并未意识到，许多“红色经典”包括样板戏，乃是左翼文学，包括左翼审美文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积累和不断的总结经验的产物，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反思，它有它的失误和偏颇，却也有它的某种艺术表现上的精湛之处，不能因为某个人曾经“插手”过某个作品，就认为糟糕到不屑一提，只配唾弃了事。事实上，把问题说到底，人物处理上的得失只是表象，争论的实质牵涉到对革命传统、现代史和党史的重新评价问题，这是颇为复杂的，这也是真正的难度所在；在艺术上，要胜出这些久经打磨的原著，没有相当的功底，困难同样也不小。所以，我的看法是，改编改写未必不可能，却是一种艰巨的再创造，需要作者有足够的见识和功底，有的甚至条件尚未成熟，故而要谨慎从之，否则不过是短期的市场行为和旋生旋灭的泡沫而已。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6月08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