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创新，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认真总结70年来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系统的规律性认识，构建能够反映中国特色、体现本土化和原创性的经济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形成反映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

　　构建能够反映中国特色、体现本土化和原创性的经济发展理论，需要以中国式的现代化为主题主线，从发展条件、发展历程、发展问题、发展机理研究入手，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形成规律性认识，作出学理性结论。

　　1.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条件研究。首先要分析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同西欧国家同步生长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地主制经济形态与小农制生产方式滋养了农耕文明，但阻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其次要对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进行动态分析。第三，还要研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

　　2.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历程研究。分为五个时间段落开展研究，即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展望。通过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历程的理论分析，可以观察到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艰辛与成功，可以体悟到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现代化情结。从重点领域的“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小康社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通过发展历程研究，可以搞清楚支撑中国70年发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所体现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对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进行规律性总结和学理分析。

　　3.中国当代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在发展条件和发展历程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影响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有利于形成学理性结论。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及其路径的独特性。主要包括：不搞殖民掠夺；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不掠夺农民，避免两极分化，防范市场盲目性危机；政策取向体现真实的民生优先等。在当代中国，重视民生不仅是执政理念，而且是真实的社会实践。民生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位置。以人民为中心是具体的：作为发展主体和发展目的的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人，作为创新主体的人，作为投资和储蓄主体的人，作为消费者的人，作为弱势群体的人。全体人民的范围大大超出了西方所重视的有产者和中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路径问题上，头脑是清醒理性的，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主张现代化是包括农业在内的现代化。遵循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但强调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计划安排秩序。既不走英国“羊吃人”的路子，也不是简单地模仿美国技术对人力资源的替代。

　　二是长时期中高速增长的动态分析。增长可以是有效增长、无效增长、有害增长，有增长有发展，有增长无发展。而发展不可能只有发展而无增长。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带有后发赶超型特点，中国人口多，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内在要求。在“赶超型”经济体中，中国的表现是独特的。通常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实现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如战后的日本从1955至1973年的18年间，GDP年均增长9.8%，从1974年至1991年17年间中速增长，GDP年均增长4.3%。也就是说，日本被称为世界奇迹的高中速增长持续的时间为35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GDP年均增长9.5%。即令是改革开放前，以1952年为基数，1953年至1978年26年间，年均GDP增长也有6.1%(1950年至1952年统计为社会总产值，年均增幅在20%以上)。因此，从近70年来的总体发展过程看，中国是实现了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的。即使近年来我们主动调整经济增速、推动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依然位于世界前列。由于具有内生动力，由于回旋余地大，中国的中高速增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三是对“短缺”与“过剩”的“两个超越”问题研究。作为发展中大国，力求避免后发劣势，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致力于实现“两个超越”，即超越“短缺”，超越“过剩”。科尔奈对苏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经典的描述，即“短缺经济”，其实，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在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生产能力不足和生产资料产业优先发展，相对于消费需求而言，都存在着短缺的问题。真正的难度在于发展起来之后超越“过剩”。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就出现了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的现象，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的产能已近峰值，房地产出现结构性、区域性过剩，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城新区的规划建设面积超出实际需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综合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风险等，都是超越“过剩”的制度安排和战略举措。

　　四是政府作用与“市场决定”的相生相伴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中国政府集中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比较强，动员组织的能力比较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在发挥作用，使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相得益彰。这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实践中，是新尝试和新突破。从资源配置的原理出发，西方经济学基于信息分散、不完全、不对称，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处理信息和配置资源，但同时要看到，市场也有盲目性。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是一个显著的特征，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仍使不少西方国家深陷其中，并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广泛质疑，这跟盲目地崇拜市场有着重要关系。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政府的地位不同，加上组织系统能力和有效运用互联网，中国政府具有集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可以运用市场的办法影响市场，在催生市场、维护市场的同时，弥补和矫正市场。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优势，中国不仅仅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而且保持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样的实践和理论，超越了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和西方经济学理论。

　　五是从指导思想和制度设计上体现“激励相容”问题研究。西方经济学认为，在竞争条件下，激励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要激励就必须私有化。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安排中，同样解决了激励问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中国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同时不断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这实际上是真正的“激励相容”，能够较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激励不能无视收入差距过大甚至两极分化，积极引入激励与竞争，同时防止两极分化，不断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