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部曲的歌剧创作一直在进行，继第一部《一江春水》之后，目前第二部《日出》已经在完善过程中，计划今明两年内推出。”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廖昌永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透露。
今年年初，廖昌永带领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到欧洲参加青年歌剧节，演出的剧目是中国原创歌剧《汤显祖》。歌剧里融合了多种民族元素，如昆曲、民乐，还加入了多种民族乐器，如古筝、二胡、竹笛、琵琶等等，整场演出大获好评。“当我们的昆曲演员一上台，看到她的扮相，唱腔一出来，台下的观众都为之着迷，立马举起手机拍照。”廖昌永说，那一刻，他真为中国文化感到骄傲。
除了忙于世界各地的演出，廖昌永近些年始终关注中国文艺作品如何走出世界，展现“文化自信”。
他以原创歌剧的发展举例说，目前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科研经费创作经费都对原创作品给予倾斜，因此创作者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全国各地也由此催生出了很多戏剧作品。只是，剧目的沉淀还不够。
“早期扶持，中期验收，后期推广，这三个环节的衔接还需要更加严谨。目前扶持的措施多数集中在启动阶段，剧出来以后也验收了，但后期推广做得还不够。”廖昌永认为，每年中国原创的剧目不在少数，应该从中挑出10%左右的精品戏，推广到全国各地，之后再进行遴选，打磨好以后推广到国际。总而言之，原创歌剧一定要留下精品。
歌剧的创作不只是好听好看，还需要给人们带来思考
澎湃新闻：目前，上海三部曲的歌剧创作进行得怎么样？
廖昌永：原创歌剧我们一直在做。第一部是《一江春水》，创作和演出已经完成了。现在第二部选择的是《日出》，还在做进一步创作和修改，看是否能在今年或者明年上。事实上，我们在15年前做过《日出》的音乐剧，2017年，又做了音乐会版，当时是让学生来唱。第三部应该是《家》，也在策划中了。
澎湃新闻：您多次提到文艺作品要反映时代，在您看来，这几部原创歌剧的时代性是什么？
廖昌永：第二部我们选择《日出》，是看到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一股“民国热”，但大家对民国的认识并不够立体，民国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充满疾苦，不能只看到文学世界里的民国。周小燕老师对此感同身受，她是走过那个年代的。所以我们想用这样一部戏来告诉大家，是新中国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歌剧的创作不只是好听好看，还需要给人们带来思考。比如《一江春水》里，主角张忠良从一个爱国青年，最后禁不住诱惑，变得不忠不良，被社会抛弃，这是一出人间悲剧。实际上，它也是要告诉人们守住底线的重要性，这与党的反腐工作是相契合的。
澎湃新闻：您认为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还需要怎样推进？
廖昌永：2014年，我在参加全国两会时，就弘扬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了汇报发言。应该说，路是坎坷的，但是要坚持。文化建设已经到了非常高的高度，我们国家越来越多地站在世界舞台，民族自豪感越来越体现出来。
以前大家总担心传统文化类的电视节目收视率不高，但近几年火的节目，就有“诗词大会”，包括最近火的“国家宝藏”，这说明习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之后，带来了系列的连锁反应，创作也越来越繁荣了。
这就要求当代的文艺家，文艺创作要与火红伟大的时代紧密结合，旗帜鲜明地把核心价值观体现出来。像石涛先生讲的：“笔墨当随时代。”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在哪儿？我们的活水就是人民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才能做出有温度的作品。以前文艺家要去“采风”，现在更是要去。
原创作品的扶持集中在前期，后期推广做得还不够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职业歌唱家，如今身兼原创歌剧导演，您认为中国的原创歌剧发展现状如何？
廖昌永：歌剧来中国有上百年的时间了，我们中国几代音乐家们也创作了不少的歌剧。但我们以往演出，唱的都是法国、意大利等西洋歌剧作品，我们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中国歌剧走向世界，成为经典。
周小燕老师一直想要做中国的原创歌剧，1988年上海歌剧中心成立的时候，是中国歌剧的最低潮。那年夏天，我去看歌剧院排的《图兰朵》，心里很悲凉。台下的观众还没有台上的演员多，还有观众是进去纳凉的，票价也很低。歌剧中心在1989年做了《骗婚记》，此后做了《茶花女》、《弄臣》、《原野》等一批作品，慢慢将上海歌剧市场带动起来。不过这些作品都是上海和江苏，山东等地联合制作，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班底，没有经费，但我们有主要演员。后来教育经费增长了，学校有钱了，国家也鼓励做原创歌剧。我们想，不能一窝蜂上，要和城市紧密结合，所以确定了上海歌剧三部曲。
澎湃新闻：还有哪些问题？
廖昌永：目前国家给的扶持还是很多，科研经费创作经费，都对原创作品有倾斜。所以，创作者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我想，大家还是要静下心来创作，一定要按照艺术规律。
扶持措施在运行过程中，一般都是给启动资金，各地也因此催生出了很多剧，但是希望各地的剧有交流，有沉淀。现在，沉淀还不够。
早期扶持，中期验收，后期推广，这三个环节的衔接还需要严谨一些。尤其是后期推广做得还不够。每年出来的戏不在少数，应该将里面的精品戏推广到各地，打磨好以后推广到国际。总地来说，一定要留下精品。这也是我们与国外做法的差距。
另外，一定要有容错机制，创作坏了没关系，但一定要给他们机会去写。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写出“经典”，总是少部分人在引领大部分人往前走，发挥好“头雁效应”。我相信再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中国原创高峰一定会到来。
澎湃新闻：中国作品走出世界对展现文化自信的意义是什么？
廖昌永：我自己一直很喜欢历史和古诗词，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感兴趣。唱歌以后，选择中国作品演唱时，很多诗词能引起自己的共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学校有这样一个传统，一定要唱好中国作品。各类大大小小演出，总有中国作品在里面。老师时常教导，我们身上有两个责任，一是将国外优秀的作品引进来，另是传播中国的音乐文化。
音乐的力量是很神奇的。早年间我在挪威开巡回独唱会，我选了将近一半都是中国音乐作品。很多观众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跟，当时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回答让我出乎意料，“没想到你们的中国歌这么好听”。
还有近两年学校在做的原创剧目《汤显祖》。今年1月，我和学生带着这部剧去参加欧洲的青年歌剧节，这次，真的是去对了。给我感受特别深的是，昆曲演员一上台，看到她那个扮相，唱腔一出来，下面观众很疯狂，手机全部举起来拍照。那一刻，我感觉真地很骄傲。
捷克的音乐家都是东欧民族音乐的集大成者，成绩斐然，包括匈牙利，我们这次去有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大家都在做民族音乐的探索与推广。他们提出要和我们的学校交流，最感兴趣的也是我们的民族音乐。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中国对莎士比亚了解很多，国外对汤显祖不太了解，然而两位都在他们那个年代创造了东西方两座戏剧高峰。
“造星”节目在得到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要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
澎湃新闻：一年一度的艺考正在进行，您当年也亲自经历过，对这些学生有何建议？
廖昌永：艺考被大家关注，我认为大家对文艺也重视了。但是，有了天赋，要想成为杰出的，有成就的艺术家，其他的综合素养还是很重要。其实艺考的路更难，不是说文化不行了，就选择艺考。
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走进音乐的世界。作为农村出生的孩子，没有任何音乐学习的背景。那个年代，大家对“学唱歌”好像还有一种不屑，认为是“开口饭”，不是一个正业。这个行业离农村太远了。
但我从小喜欢唱歌，唱歌的时候我的心是快乐的，在释放本性。
更有趣的是，学音乐之前，我在学习体育（田径）。所以从小在班级做文体委员。元旦学校演出，班级没人出节目，只有我这个文体委员上，一上拿了第一名，然后参加全县歌唱比赛。唱了《再见吧妈妈》，穿着军装，画着红脸蛋儿，又拿了第一名。但在那一次之后，郫县没有办过歌唱比赛，直到2014年，我回老家，谈起农村文艺工作，相关部门决定把这个歌唱比赛恢复。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这条路需要多年的坚持，同时还需要观念的转变。
澎湃新闻：您有关注流行选秀类节目吗？
廖昌永：坦白说，有段时间我不看电视节目，一打开，节目内容同质化严重，另外，没有营养，“笑完了就过去了”。现在很多“造星”节目，当然，对于演艺事业起到了繁荣的作用，但也是双刃剑，得到极大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要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节目不能只是一味迎合，还是需要有引领作用。
另外，节目一定不要就是博眼球，尤其是对青少年观众，他们还不太成熟，但做节目的是大人，是有分辨能力的，不能唯利（收视率）是图，一定要做有良心的节目。有些节目为了博眼球，连历史连尊严都不顾了，这是悲哀。真人秀类的节目可能在一段时间会红，但是观众也在逐渐成熟，也会把那些哗众取宠的节目淘汰。